这种微弱的平衡是对粮食实行极度严格的配给制下实现的，每个东俄公民按照级别发给粮票，实行口粮定额配给——普通成年男性公民每个月15公斤，女性14公斤，少年儿童9公斤（正在长身体的中学生可以破例给18公斤），干部身份加2公斤/月，一线重体力工人可达20公斤/月以上，如对体力要求最高的煤炭采掘工人可以配给30公斤/月，军队口粮单独计算。
根据这种严格的配给，基本上绝大多数人群每日可维持2600大卡热量+80克蛋白质成分，这是个让人勉强饿不死的临界点——比德国托特组织提供给犹太劳工的粮食配额还低，军队大部分可保证摄入3400-3500大卡，最艰苦的基层和重点部门（例如科研单元）一线可保证4000大卡以上。
中央高级干部中，斯大林同志率先垂范，抛弃了很多以前的奢侈产品享受——如鱼子酱，现在能搞到的鱼子酱全拿去上海或莫斯科出口（西莫斯科是另外一个黑市聚集地），那个标志性烟斗中的烟草也换成了蹩脚的廉价货。在他带头下，其他政治局委员、中央委员也竭力压缩自身消耗，甚至大部分人民委员连车也不坐，改用自行车上下班——这种时候，哪怕作秀也得咬牙顶着，必须让普通民众看到高层与基层同甘共苦，否则政权和党一天也维持不下去。
至于浪费粮食已成为东俄第一宗大罪，用粮食酿酒更不被允许——动不动就上升到“破坏国民经济”、“**、反社会主义”的高度而遭到处理。除粮食外，其他生活物资也实行全面军事化配给管理。烟有烟票，酒有酒票，衣服用布票，还有糖票、肉票、油票（食用油）、肥皂票等等，清一色的标准等级制配给体系，严密而精确，内务部经常会对发放和使用情况进行抽查。
在全面配给制管理体系下，高级干部以下（军队师级、行政厅司级）基本都拿不到酒票，即便像布琼尼这么酷爱喝酒的老革命，现在也只能用一些果酒来过过瘾，心爱的伏特加一个月只配给一瓶——还是带有编号的特供产品，等闲之辈根本捞不到。额外好几瓶还是因为他去蒙古“征粮”有功，斯大林同志或莫洛托夫同志将发给自己的配额转送给他的缘故——也不额外多发票。
不过布琼尼有一点好，虽然“征粮”时权力极大，但一心为公，除偷偷摸摸过点酒瘾外，从未想着往私人腰包里揣什么，用他的话说，“党的便宜有什么好占的？党在一天就不会亏待我布琼尼什么，没有党，我布琼尼啥也不是，自从当年打家劫舍时拿了党的物资和党证，我一辈子都欠党的……”
这种粗鲁的赤胆忠心很受斯大林同志喜欢，虽然布琼尼稀里糊涂打了不少败仗，但从来都是“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政治家、军事家和社会活动家”，是五大元帅中幸存至今的两个之一（还有一个是伏罗希洛夫），倒是水平更好、打仗能力更强的图哈切夫斯基、布柳赫尔都成了“野心家、阴谋家、德国/日本特务、资产阶级代理人”而被打倒，现在连墓地也找不到——假设有墓地的话，估计树都有十米高了……
这个冬天里为弄酒精死了不少人——有人偷喝医用酒精，有人偷喝带酒精味的防冻液、洗涤液，总而言之什么像酒就喝什么。发展到最后逼得后勤机关只能往里面兑甲醇——稍微多喝点就是死！
当然也有人受不了这种严格的配给制而逃亡，少量向日控区逃亡，绝大多数向西俄控制区逃亡，但在密如蛛网的监控体系下，大部分逃亡最终变成亡而没有逃。
为纪念这段特殊的困难时期，颇有幽默感的东俄人民编了很多段子，最著名的一句是“那可真是个好时候，全国上下没一个醉鬼——假如布琼尼同志清醒的话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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