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几次的御前会议上，朝臣分成了二派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。
但争论的焦点不是立不立宪，而是立即使行预备立宪还是缓行预备立宪。
亦劻、袁世凯、徐世昌等人主张，立宪有利无害，符合民意，应从速实行。
孙家鼎、铁良、翟鸿楫等人认为，中国国情不同，实行立宪必然导致执政者没有权力，想办什么事办不成，为祸国家。
孙家鼎等人认为人民什么都不懂，给他们权力他们也不知道怎么用。给他们权力，他们反而会成为负担。如果实行地方自治，地方政权一旦被坏人掌握，会导致民怨，他们就会怪罪于最高统治者，而最高统治者也拿这个坏人没办法。需要时间启发民智，需要等待人民觉悟。
但主张马上开始的人则认为，国民素质的高低，在于的引导，如坐等提高，则永远也不能立宪。只有先行立宪，才能引导和提高国民的素质。正因为中外国情不同，才实行预备立宪，而不是马上立宪。
事情总是越辩越明，而且大家也没有根本的分析，最后还是达成了一致意见，就是马上着手预备立宪。
接下来“面奏二宫，请行立宪”。
八月二十九日，慈禧召开御前会议，进一步听取大家的意见。
九月一日，朝廷发布上谕，仿行宪政，从改革官制入手，预备立宪基础。
这样，国家就正式开启了预备立宪。
朝廷就此发布的太后懿旨，是袁世凯起草，足见他在立宪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有多重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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