倒退和复辟不得人心，总要有人站出来，用实际行动捍卫共和。一个重要的人物要登场了，这个人就是蔡锷。
在筹安会成立前，杨度几乎天天都到棉花胡同去访问蔡锷，力劝蔡能成为筹安会发起人中的一个。蔡锷一再表示支持袁世凯称帝，但一谈到参加筹安会，总是力图回避，想尽办法推脱，杨度也不好过分勉强。
筹安会成立的第二天，进步党人徐佛苏、袁思亮跑去杨度那儿说“这么重大的问题，为什么不让任公（梁启超的别号）参加？”
杨度于是请汤觉顿、蹇念益二人到天津游说梁。
这时梁启超正写好了《异哉所谓国体问题》一文，汤、蹇两人看了这篇文章，吓得脸都变了色。
梁启超托他们带封信给杨，信中写有“吾人政见不同，今后各行其是，不敢以私废公，但亦不必以公害私。”
也给袁世凯带信，其中言道“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之新纪元，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过去旧奸雄之结局。愿我大总统之荣誉与中国以俱长，不愿中国之历数随我大总统而同斩。”
就是这一天，梁启超的高足蔡锷由北京专程到天津来访梁，师生二人促膝密谈，决定要以行动反对帝制。
蔡锷慨然说“眼看着不久便有盈千累万的人要颂王莽功德，上劝进表了，老袁要是安然登大宝，叫世界各国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？我们力量虽然有限，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，非拼着命去干一下不可。”
蔡锷在北京，一直被袁世凯监视，他怎可随便离京赴津呢？原来他这趟赴天津是杨度促请他，杨请蔡以师生之谊去劝梁不要反对帝制，杨一直被蒙骗，认为蔡不反对帝制。
蔡由津返京后，把梁谈话的经过编了一套，结论是梁反对帝制的意思很坚决，人各有志，不能相强。
蔡锷为了避免袁党的注意，扮演起“诈降”角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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