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罗佩金的指责，北京国务院发电，竭力否认。
唐继尧也有电指摘北京政府处理四川问题不公。他说他和罗佩金、刘存厚两人都是士官老同学，又曾共事多年，但是“公谊所在，不能偏徇私见”。他认为北京政府如此处置，“国家法纪何在？政府威信何在？长作战之风，开凌上之渐”。并声言他准备出兵昭通，作为在川滇军的后援。
不论罗佩金在四川功罪如何，也不论罗、戴、刘之间的是非，但罗有一点是很可贵的，就是竭力阻止滇军糜烂四川。
当时滇军上下都认为刘存厚和川军迫人太甚，滇军受侮太重，因此战意旺盛，罗佩金极力压制。滇军中主战最激烈的团长李植生，竟因奉命不许出战而举枪自杀。
滇军退出成都后，仍驻扎四川最富足的几个县份，如资中、简阳、荣威、富顺、自流井、泸州、宜宾等地。
民国六年五月一日，戴戡宣布就任代理四川督军，同时以会办军务署参谋长张承礼任副官长，蒋方震为参谋长，杜步云为军需课长。戴一身兼四川督军、会办军务、省长三重任。
他深知四川局面的严重性，以黔军和川军、滇军相比，实力最弱，自己因缘时会，有如履薄冰之感。
他不是四川本地人，面临的难题同样是如何让本地人接纳。这是很难的，需要大海一样的胸怀，需要大智慧。而即使有这样的素质，也不是短时间内能达成的。
戴戡在护国战争中，和唐继尧等滇军将领关系尚可，和滇军方面的关系没有大问题，也不是主要矛盾，眼前最紧要的应该是处好和刘存厚的关系。
据说，还在“川、滇”战争之际，戴戡曾与刘存厚暗中约定，待罗佩金下台后即把军务会办一职让与刘存厚。但罗佩金出走后，戴戡手握督军、省长、军务会办三颗印信，无意让出会办。
内容未完，下一页继续阅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