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一法律几近将民众的言论、结社、集会、出版、信仰乃至人身权利剥夺殆尽。
据不完全统计，蒋介石上台后的短短五六年中，在中国由于国民党政权的恐怖统治而死难的人数多达100万以上。除了政治上的对手，蒋介石政权对于知识界的严防和残杀尤为酷烈，堪比秦始皇的“焚书坑儒”。
蒋介石集团的倒行逆施，遭到了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。早在1929年初，学者胡适发起了“人权运动”，在《新月》杂志上发表《人权与约法》一文，随后又发表《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——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》、《知难，行亦不易——孙中山先生的“行易知难”说述评》、《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》。这些文章一发表即遭到南京国民党当局文宣部门的严厉警告，著作很快遭查封。
蔡元培则给胡适写信表示支持，他说胡适的文章“振聋发聩，不胜佩服”。
在1933年2月的一次青年会演讲上，蔡元培说了下面的话：“至于说国难时期，不许人民要民权，只要人民尽义务，这更不对。试问：人民生命财产言论等自由都剥夺了，还望他们从何处尽他的义务去呢？譬如我们在此地房屋将倾，还是手同脚自由的人能起来挽救呢？还是手同脚都被绑了起来的能起来挽救呢？”
1932年12月13日凌晨5时，驻北平的国民党宪兵三团秘密逮捕了北大教授许德珩。14日，各报发表消息，当局秘密捕人的真相大白。
蔡元培再也坐不住了。17日，宋庆龄、蔡元培、杨杏佛等人以“中国民权保障同盟”筹备委员会的名义，发表致蒋介石、行政院代理院院长宋子文、平津卫戍司令于学忠的电报。
电云：“报载，北平警探非法逮捕、监禁各学校教授学生许德珩等多人，至今未释，摧残法治，蹂躏民权，莫此为甚！外来国事凌夷，民气消沉，皆因民权不立，人民在家时怀朝不保暮之恐惧，对外何能鼓同仇敌忾之精神？欲求全国精诚团结，共赴国难，唯有即日由政府明令全国，保障人民集会、结社、言论、出版、信仰诸自由，严禁非法拘禁人民，检查新闻。并望即日释放在平被非法拘禁之学校师生许德珩等，以重民权，而张公道。”
经过近半年的酝酿和筹备，1932年12月18日，蔡元培与宋庆龄、杨杏佛、林语堂等发起“中国民权保障同盟”，并在上海的《申报》上联名发表《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宣言》，在宣言中抨击蒋介石的政权践踏民主、蹂躏人权。
宣言中愤慨地说：“抑制舆论与非法逮捕、杀戮之记载，几为报章所习见，甚至青年男女有时加以政治犯之嫌疑，遂不免秘密军法审判之处分。虽公开审判，向社会公意自求民权辩护之最低限度之人权，亦被剥夺。”
12月30日，蔡元培在上海华安大厦主持召开记者招待会，宣告“中国民权保障同盟”正式成立，由宋庆龄任主席，蔡元培任副主席，杨杏佛任总干事，林语堂任宣传主任。
蔡元培在记者会上说：“我等第一、无党派的成见，……第二、我等无国家的界限……第三、我等对于已定罪或未定罪的人，亦无甚区别。未定罪的人，其人权不应受人蹂躏，是当然的事，已定罪的人，若是冤的，亦救济的必要。至于已定罪的并不冤的人……对于当其罪之罚，不能不认为当然，而不应该再于当然之罚以上再有所加。……希望诸君对于普遍人权保障，能超越国家党派的关系……”
1933年2月，蔡元培在上海的一个青年会活动上，做了以《保障民权之过去与现在》为题目的演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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