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伯英说，“陛下的判断非常之准，那么这个范围可就小很多了！而且信是送给四太子的，并不是送给斜也！”
韩世忠道，“从密报截获的地点看，是在鄄州。鄄州在汴梁以东，距离也不算近，汴梁正面层层布防，信想从正面送出去真有些难度，而且既然连河防都通过了，也更应该往北边直走，更不会去东边绕这个上百里的远路。”
送信者一定也考虑过这一点，因而送信的路线不会是汴梁——黄河渡口——鄄州，于情于理都不合，而是在汴梁南部某地过的河，绕过了汴梁的正面，然后北上。
然后在鄄州被河北义军意外截获了。
韩世忠一直想把韦府的管家王柒指出来，只是这个风险太大了。
韦太妃的回归，使韦府的份量比往日更重，那是同皇帝关系最密切的府第。
但这么瞒着心里又难受。
他说，“此信明言‘急送四太子’，它不是送给斜也的，按着斜也抵达汴梁的时间、信被截获的地点、送信的路线这三方面来看，此人在送信时并不知道斜也要来，他只是碰巧了有这个机会掌握了刘平叔的军情，然后按着本能送了信，这个人太可恨了，而且注定同四太子有些默契。”
他点着信尾画的那个三根柴棒子的标记说，“他不必署名，四太子便知他是谁，那么微臣怀疑，在寿春，金兀术同刘平叔刚一接触，便突然毫无迹象的撤了兵，若说他只是发癔症臣可不信！四太子急着要回去干什么？别忘了那时正是陛下北上未归！！”
张伯英说，“此人对我朝该有多大的仇恨，隐藏的又如此不露痕迹，世忠兄，这么说来，此人难道连陛下的行踪都能猜到？那他在临安也有来头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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